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要著力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堅持“兩個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根據競爭中性原則，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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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以“競爭中立”的原則推進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呢？世界銀行集團金融、競爭力與創新全球業務部民營經濟發展首席專家張春林在接受《www.thepaper.cn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國有企業要盡可能將商業業務與非商業業務分開，加強預算管理，政府要按照競爭中性原則“花錢買服務”。

張春影像數據圖

張春林表示，保持“競爭中立”，至少有三個方面更為重要：一是國有資本管理，國家需要規范國有資本投資于國有企業總額的增長速度，并要求國有企業向國家提供相當于市場水平的收益率；二要清理補貼性質的各類補貼和優惠政策；三是給予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平等的社會地位。

2018年10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2018年G30國際銀行業研討會上表示，將考慮以“競爭中立”原則對待國有企業。此后，“競爭中立”一詞成為輿論焦點。

2018年12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提到“競爭中立”一詞。會議決定，按照競爭中性原則，在招投標和土地使用中平等對待各類所有制企業和大中小企業。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2019年要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改革，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公平競爭的原則，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加快由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

2018年8月，張春林曾撰文《重新啟動國企改革》，闡述了如何以競爭中性原則推進國企改革的觀點。在本文中，張春林認為，隨著非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如何合理界定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角色，確保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已成為日益緊迫的挑戰。

張春林于1999年加入世界銀行，在北京辦事處和比勒陀利亞辦事處工作。在加入世界銀行之前，他是國家經貿委企業改革司司長。公開資料顯示，張春林曾在南開大學和北京大學學習經濟學，并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吳敬璉教授那里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以下是問答記錄：

論文：“競爭中立”概念的具體含義是什么？它起源于哪里？

張春林：競爭中性原則針對的是政府行為，重點是政府行為對市場競爭的影響應該是中性的。所謂“中立”，就是不會給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任何市場主體帶來“不正當競爭優勢”。

為什么非要說“不合適”？因為有些政府行為可以改變企業的競爭優勢，但沒有錯。比如政府提高環保標準，會讓那些環保比較先進的企業獲得額外的競爭優勢，但沒有什么“不合適”。如果政府給予企業補貼，企業將獲得“不公平競爭優勢”。

競爭中立的概念最早是由澳大利亞在1996年提出的，隨后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進一步發展和倡導

自2011年以來，經合組織發布了一系列促進“競爭中立”原則的報告，并給出了更具體的定義。政府應該關注什么來實現競爭中立？其內容大致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成都小程序開發公司，國有企業在承擔公共服務或公共政策職能時，應對其成本給予公平透明的補償。二是在稅收、監管、政府采購等方面平等對待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三是在國有企業債務融資方面，確保國有企業不受益于顯性或隱性國家擔保。第四，在國有企業股權融資方面，國家作為股東，要求國有企業提供相當于市場投資回報的國有資本回報。

論文：“股權中性/中性”也是近期國企改革中經常提到的一個名詞。這個概念和“競爭中立”有什么區別？

張春林：我在兩種文獻中看到過“所有權中立”的概念。一個是關于稅收，其中有一個概念叫做CON(資本所有權中性)，可以翻譯為“資本所有權中性”，它針對的是稅收制度：有些稅收制度不影響現有的資本所有權格局，但是它們對資本所有權的影響是中性的。第二類是關于國際貿易的。比如我看了美國韋恩大學的雅琴教授寫的關于WTO的論文，說WTO規則是所有權中性的，也就是說WTO貿易規則普遍適用于各種所有制的企業，沒有歧視。我也見過一些政府官員用這個概念。我理解他們主要是想強調不要歧視國企。

當然，這兩個概念不是一回事，但它們是相互關聯的。國際貿易體系確實強調所有權中立，不支持所有權歧視。即使《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現在被稱為《跨太平洋全民伙伴關系協定》(CPTPP)——，但它并沒有說不允許國有企業參與，也沒有要求成員國將國有企業私有化。越南和馬來西亞有大量的國有企業，都參與了CPTPP。

但不是因為國家。

際貿易規則講所有制中性，就以為一個國家的國企不管得到政府什么特殊優待，別人都得接受，不然就是歧視。所有制中性的前提是競爭中性：一個國家的政府必須首先保證自己的行為不給自己的國企帶來不當競爭優勢，然后才可以指望國際貿易體系接納自己的國企。比如CPTPP，越南、馬來西亞的國企可以參與，但前提是它們都承諾遵循CPTPP關于國企的一套規則，而這些規則的精神就是競爭中性。

把國企單獨拿出來說事，是不是一種歧視呢？比如CPTPP為什么要專設一章給國企制訂規則？不是歧視。其中的道理簡單來說，成都app軟件開發公司就好比裁判員讓自己的兒子到場上和別人比賽，人家對你特別甚至要求回避，不是歧視，是公平競爭的需要。根本的原因是，別的企業的所有者都是老百姓，而國企的所有者是國家。

澎湃新聞：結合當前中國的情況，如何才能做到“競爭中性”呢？

張春霖：這個問題也可以換一種問法：當前中國的情況下，政府的哪些行為給國企帶來了不當的競爭優勢？成都營銷網站建設，國務院已經提出要“按照競爭中性原則，在招投標、用地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和大中小企業一視同仁”。除此之外，肯定還有很多其他方面是需要改革的，但我覺得至少還有三個方面比較重要：

成都小程序開發公司是國有資本管理。要做到競爭中性，國家需要對投入國企的國有資本總量的增長率進行調控，并且要求國企給國家提供一個與市場水平相當的回報率。為什么？因為簡單來說，成都app軟件開發公司民企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錢開辦的，國企是國家找老百姓要了錢開辦的，所以，投入企業的國有資本增長快一些，國企獲得的股權資本就多一些，杠桿率一定的情況下可以控制的經濟資源就多一些，留給非國企的相應就少一些。所以國家事實上有能力決定全社會的經濟資源有多少進入國企，多少留給非國企。這是影響兩類企業競爭是否公平的一個關鍵因素。

國家把國有資本投入國企，國企面對的融資成本也很重要。如果國家事實上不怎么在乎國有資本的回報是否達到市場水平，國企就比非國企更不怕賠錢。比如說，成都app軟件開發公司在招投標方面如果有歧視性的規則或行為，當然會影響公平競爭；但即使招投標程序、過程本身是完全公平的，也不一定會有公平競爭。如果國企有國家財力支撐，財大氣粗、不怕賠錢，非國企還沒有進入招投標過程，實際上就已經失去了公平競爭的機會。銀行信貸也是一樣，即便銀行真的像人們期望的那樣，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如果國企可以從國家那里得到充足的、低成本的股權資本甚至其他特殊照顧，任何人開銀行當然也都還是會青睞國企。

第二是補貼。要做到競爭中性，必須清理各種補貼和補貼性質的優惠政策。

第三是社會地位。要做到競爭中性，政府需要對國企和非國企一視同仁。這當然屬于“中國特色”的問題。但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各級政府部門、各類國有機構包括金融機構，都是需要從非經濟角度考慮問題的。非國企尤其是內資民營企業的社會地位，事實上在很多方面以各種有形無形的方式影響它們的經濟地位。這個事情過去比較困難，現在不一樣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都是“自己人”。既然都是自己人，就需要采取措施，把這個理念貫徹落實到各個方面去。

當然這只是我認為比較重要的三個方面，不是一個完整的改革任務清單。要搞清楚當前中國的情況下政府的哪些行為給國企帶來了不當的競爭優勢，需要首先制訂一個中國自己的、更具體的競爭中性標準，然后按此標準對照實際情況，做一個全面的“差距分析”。

澎湃新聞：OECD等發達國家的國企和中國的國企有何不同？

張春霖：各國都有自己的特點，成都網站維護公司但就OECD國家的總體情況來看，我感覺成都做網站的不同是三個方面：

成都小程序開發公司，國企在經濟中的比重或重要性，我們中國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根據OECD的39個國家報告的2647家商業性國企的數據，這些企業2015年底的市值為2.4萬億美元。相比之下，2015年底中國僅非金融國企就由16.7萬家，所有者權益48.2萬億，約合7萬億美元。

第二，我們的國企無處不在。國務院國資委領導成都營銷網站建設，一個講話提到，國民經濟398個行業，380個行業中有國企。OECD國家的國企集中在具有網絡性質的公用事業，包括供電、供氣、交通運輸、電信等行業。在39個國家報告的2647家商業性國企的市值總額中，這些行業占全部51%，在職工總人數中占70%。其次成都做網站的行業是金融，占企業市值的26%、職工人數的8%。

第三，OECD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國企比較獨立于政府，主要靠董事會治理，政府干預的問題也存在，但我認為和我們相比不在一個數量級。我們是從一個完全政企不分的體制走過來的。

澎湃新聞：“管資本”是近年來國企改革的大方向。你認為中國的國有資本有什么優勢？應如何配置到合適的行業中去？

張春霖：中國的國企改革有一個任務叫“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講了二十多年了，意思就是說在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情況下，國有資本不能無所不為，必須配置到合適的地方。關鍵是什么地方是“合適”的地方？過去的觀念事實上對國企和民企是差別對待的，凡是“重要”的地方都得國企主導才放心，比如“涉及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關系國計民生”，等等。對這些老觀念現在需要有新的思考。

我覺得首先需要從“管資本”角度看問題，承認國有資本和非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角色只是一個經濟問題，要作為經濟問題來討論和解決。基本的原則應該是，國有資本優先投入那些非國有資本不愿意或沒有能力投入的行業和領域，以求成都做網站限度地發揮其優勢。

為什么OECD國家的國企多集中在具有網絡性質的公用事業？就是因為這些領域民間資本或者不愿意進入，或者進去了也做不好，不是它們的優勢。自然壟斷行業也是這樣，政府監管一個私人壟斷企業比監管一個國有壟斷企業要困難很多。

除此之外，國有資本有一個顯著的優勢，就是抗風險能力強。這很容易理解，因為國有資本歸全民所有，有風險就可以分攤給全民，不像民間資本，風險落在有限的一些個人身上。所以國有資本在支持那些民間資本不愿意進入的高風險創新項目方面有其獨特優勢。但這要求國有資本精確瞄準，確實投入這一類“戰略性業務”，不能泛泛地講國有資本進入“高新技術和前瞻性、戰略性行業”。

去年7月國務院發的“關于推進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試點的實施意見”提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對“戰略性核心業務”控股為主，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以財務性持股為主。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思路。未來的國有資本布局可能是兩大板塊構成。其一是政策性板塊，由政策性國有資本控股的那些“戰略性核心業務”組成；其二是收益性板塊，包括收益性國有資本投入但原則上不控股的的那些“非戰略性”業務。

改革成功的關鍵之一是對“戰略性核心業務”要有具體可操作的目錄，保證精準投入。搞這么個目錄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可以先從另一頭開始，從那些最不可能是“戰略性業務”的領域開始，逐步縮小范圍。398個國民經濟行業，相信多數都算不上“戰略性”領域。能不能先公布這么一批行業，明確宣布在這些行業的企業中國有資本將視市場情況逐步退出控股地位？

澎湃新聞：你曾撰文提到，要為國企承擔的非商業職能建立一套以“花錢買服務”為核心的管理制度。這方面如何理解？

張春霖：在全球范圍內，國企承擔政府給予的非商業職能是普遍現象。之所以叫作“非商業”，是因為企業行使這些職能的結果，其收益無法覆蓋成本并實現合理盈利，因此不同于商業活動。非商業職能中最常見的，是按低于成本的價格向消費者提供產品或服務，比如水電煤氣和公共交通服務；另外一類比較常見的活動是不惜虧損執行政府某項指令。

對國企非商業職能的管理有必要改革，是因為目前的管理方式首先為政府超越股東權利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提供了借口；其次，因為國企承擔非商業職能沒有透明的成本核算和補償機制，導致國企的經營績效無法準確衡量，政府對國企非商業職能的合理成本補償與反競爭的補貼也很難準確區分。

OECD倡導的國企公司治理準則和競爭中性原則提出基本的解決辦法，我認為就是對國企非商業職能的正確的管理辦法，其要害用中國話來說就是“親父子、明算賬”。什么意思呢？

首先是國企要盡可能把自己的商業性業務和非商業性業務分開，如果不能分成兩個獨立的企業，也不能分成兩個獨立的事業部，至少在會計上要分開，有兩本賬。其次是政府對企業執行非商業職能的成本要給予透明和公平的補償。過度補償等于給補貼，補償不足也會損害國企發展。比如印度尼西亞的國企法就規定對國企承擔公共服務義務（PSO）的成本必須“全額補償”。他們的電力公司PLN就專門設立PSO賬戶，每年從政府那里得到補償。

我的理解我們中國目前的情況是既有過度補償也有補償不足甚至干脆不補償，但究竟多少說不清楚。所以這就給低效率的國企提供了一個借口。你一說到國企效率，我就可以說數字不能當真，因為國企承擔了多少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職能。

這個問題怎么解決？按照競爭中性的原則，我的意見是對國企非商業職能建立一套比較規范的制度，核心理念是政府“花錢買服務”，主要可以包括五個步驟：

成都小程序開發公司步首先是提議：要求國企承擔任何非商業職能，要實現什么政策目標，必須由某個政府部門提議，有法律法規依據并完成相關內部審批程序，不能都是長官意志。

第二是預算：具體負責的政府部門在要求企業行使該職能之前，必須已經獲得相應的財政預算，不能空手套白狼。

第三是采購：確定行使該職能的具體企業，必須遵循政府采購的相關競爭程序，體現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不能私相授受。

第四是評估：對企業行使這些職能的結果以及要實現的政策目標是否實現，必須進行評估和確認，出了問題要有人負責。

成都谷歌推廣公司，是補償：如果企業按合同要求完成了任務，對產生的成本，必須給予公平補償。

除了少數例外，比如應急救災，我認為這一套制度應該覆蓋國企所有的非商業性業務。不管多么重要的事情，政府既然已經找企業征了稅，開支就都應該有預算，讓企業做事情就要按價付款，不能因為事情重要就可以不計成本、糊里糊涂。要清理各種補貼，也首先需要清理國企的非商業職能。

澎湃新聞：你在其他場合還提到實現國企之間的“相互獨立性”非常重要，這點應該如何理解？

張春霖：這確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國際上講競爭中性原則，背景是發達國家的國企已經高度獨立。我們中國的國企因為對政府的獨立性非常有限，導致相互之間的獨立性也很有限。所以如果不能繼續推進政企分開、不能把國企真正改革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只講競爭中性原則并不能實現公平競爭的目標。現在大家都開始接受競爭中性的概念，我覺得強調這一點很有必要。

當然你也可以說，成都app軟件開發公司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好比一個私人財團旗下的很多公司，都是一個實際控制人控制，相互之間不可能完全獨立。我覺得這樣說也有道理，這確實是國家所有制和市場競爭的一個難以解決的矛盾。但我覺得也還是有改革的余地的。

首先是在非戰略性領域國有資本原則上不要去控股，只作財務投資者，參與分紅就行了，把戰略投資者的角色留給非國有投資者。其次是行使國家股東職能的機構應該多元化并且有競爭，正在建立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應該相互競爭，此外還要有其他類似機構，比如社保基金。這樣的結果，將來多數國企都有多元化的股權結構，實行混合所有制，即使國有資本，也來自相互競爭的不同的投資機構。這樣的股權結構下，任何一個政府部門要想一手遮天就會比現在困難，企業的獨立性就會提高。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真正實現政企分開，讓董事會全權負責經營企業。國家股東依法參與董事任命之后，就要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讓董事們管事，沒有必要疊床架屋，把決策程序搞得非常復雜，也不要搞成一個內行做事十個外行看著，讓做事的人疲于應付監督檢查、沒有精力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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