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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門戶網站的崛起是因為“制度利好”嗎？

2021-06-23    分類： 網站建設

最近澎湃刊發了一篇“網絡監管從緊，劍指內容生產灰色地帶”的文章。作者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張濤甫。

這篇文章中第一段重點標黑的文字是這樣的：“門戶網站在中國的崛起，是在技術、市場和政府的三重紅利背景下成就的。假如沒有制度利好和新媒介技術風口，門戶網站是不可能迅速崛起的。當年的制度設計者，出于對互聯網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的美好預期，給予互聯網得天獨厚的制度偏好，本著先發展后規范的原則，賦予互聯網企業空前的制度空間，讓其在市場上享有寬松的制度環境。”

新媒體技術風口的確是門戶網站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這里面所謂的制度利好、美好預期、先發展后規范、寬松環境，其意是當時中國政策制定者，有意讓其先發展，故作寬松。事實真的如此嗎?

我們還是要回到二十多年前一探究竟。

在日新月異的互聯網時代，二十多年前在很多人眼里，算是“上古時期”了。
二
中國連入全球互聯網的確切時間是：1994年4月20日，64k網絡信道開通。這被國際上視為中國是一個能聯入全球互聯網的國家。這件事是當年中國十大科技新聞之一，在國家統計公報中列為1994年重大科技成就。
中國第一個WWW服務器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于94年5月建成的，并在這個服務器上推出中國第一套網頁。后來從中孕育出“中國之窗”。
中國第一個BBS是1995年8月8日上線的水木清華，與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項目不同，這個清華大學的內部論壇不是一個萬維網應用，但屬于互聯網應用。
不過，對于普通民眾而言，能夠接觸到互聯網的標志性事件是1996年1月的中國公用互聯網全國骨干網建成并開通。
就媒體應用來說，最早觸網的，不是什么新浪搜狐，更不是什么人民日報新華社，甚至不是省級媒體，而是一個杭州市的地方報紙：杭州日報。93年它就搞了一個電子化的《杭州日報下午版》。
今天人們回望中國互聯網時，通常想起新浪搜狐網易，或者是百度阿里騰訊，其實喝頭啖湯的，恰恰是國有勢力：一批國有媒體。
第一個真正意義上走上互聯網的，是國家教委主辦的《神州學人》，1995年1月。
第一個全國性日報開辦網站的，是《中國日報》，1995年12月。
到了1996年年底，一共有30余種報紙跑到互聯網上發行電子版，另外還有20家雜志，大部分也是國有媒體。
96年年底，央視開始上網嘗試，到了1999年1月正式對外發布網站。1997年1月1日，人民日報在電子版之后，正式開通《人民日報》網絡版，同日，國務院新聞辦建立了“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這個中心后來開辦了“中國網”。同年11月，新華社開通了新華網。1998年1月，光明日報開通網站。1998年12月，國際廣播電臺搞了一個“國際在線”。
中國政府真正意義上專門針對互聯網的一個官方文件，是1997年3月國務院新聞辦就互聯網開展對外新聞宣傳問題的文件。因為當時互聯網被冠以“國際互聯網”，國內媒體搞電子版也好網站也好，就立刻和“國際”有關，自然是“利用互聯網開展對外宣傳”。
1997年這份文件，強調要統一通過中央對外宣傳平臺統一入網，后來覺得實在沒操作性，在1998年10月，再次發文進行補充修改，允許申請獨立域名，自建網站。
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在1999年一個會議上，做過要掌握先進傳播技術手段之類的講話，但那個會議的主題是：全國對外宣傳工作會議。
可以這么說，剛剛開始興起的互聯網媒體應用，很大一塊和“對外宣傳”有關，當時的中國管理當局，是把它當成一個外宣口子來看待的。甚至一開始的想法甚至是統一管理，統一入口，完全是中心化的思路，與互聯網去中心化背道而馳，談不上是什么“先發展后規范，有意寬松”。
三
重點說說人民日報觸網這件事，人民日報在國有媒體中的份量，世所共見。
人民日報觸網發端于1995年10月，剛開始的做法是：把人民日報的信息放在新加坡的一個網站上，這是相當明顯的外宣做法。
真正產生人民網，是1996年開始醞釀的人民日報網絡版，推動者是蔣亞平。95年10月，他出任人民日報社信息化工作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籌辦人民日報網絡版。在擔當這個職位前，他的身份是人民日報經濟部工作的一個主任編輯，任農村組組長。從職位上可以看出，他絕非人民日報高層，算是一種中間骨干吧。
如前所述，1997年1月1日，人民日報開通了網絡版，但一直到6月，國務院新聞辦才批準其進入國際互聯網。在1997年到1998年這兩年不到的功夫，人民日報相繼弄了日文版、英文版。它當時承載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中國的聲音傳到世界。這一點，蔣亞平本人也不諱言：是代表國家與海外媒體競爭的一個重要陣地。
2000年8月，人民日報網絡版改為“人民網”。到了這年年底，人民網的運營收入是：1000萬元人民幣。
而2000年的時候，有三家互聯網公司以門戶模式，分別于4月、6月和7月登陸納斯達克，它們是：新浪(1998年12月創立)、網易(1997年6月創立，開始是做搜索的)、搜狐(1998年2月創立，開始是做搜索的)。
四
大致上，早期的互聯網媒體就是如上所說發展。基本上兩條線，各干各的。一路是國有媒體，一路是風險資本養大的互聯網公司。國有媒體以外宣為重要任務，并不是以商業運作為主要目標。而互聯網公司呢?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們倒是拷貝了美國模式來中國，不過爭奪的卻是國內市場。
1999年，這兩路人馬其實有一場小小的沖突。4月份的時候，新浪搜狐網易等八家互聯網公司開了一個中國ICP聯合發展高層會議，傳統媒體居然被拒之門外。這個會議后的八天，有23家傳媒也聚集起來開會，通過《中國新聞界網絡媒體公約》，以示不滿。
中國政府真正意義上出手管理互聯網媒體的，是2000年4月對外正式亮相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絡新聞管理局。這標志一個專門管理網絡媒體的管理機構出現。
可以這么說，在這個機構出現之前，中國有關管理部門，從來沒把互聯網看做一個什么特別了不得的事物。
2000年7月，中宣部關于網絡工作的“西山會議”召開。這個會議在國有媒體網絡化的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是這個會議，做出了“新聞網站不得融資、不得上市”的決定。
這直接導致所謂的“千龍模式”的困境。這是北京地方上一次國有媒體的努力，集結九家媒體，共同打造所謂地方門戶，但千龍模式中引入了一家非國有企業實華開1700萬元的資本。為了清退這種“融資”，九家媒體不得不掏出真金白銀來慢慢稀釋掉實華開的股份。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賈慶林在10月視察千龍網時，專門指示“以九家新聞單位養千龍網為主”。
更長遠的后果是，像人民網這種先行者，一直拖延到12年才上市。這距離西山會議，已經一十二年。
西山會議的根本在于，管理當局并沒有意識到互聯網對資本驅動的極大依賴性。要說是中宣部有意給市場化的互聯網公司留出競爭空間，顯然是不著邊際的。一方面，像人民網這種國有媒體跑美國上市簡直不可想象(在國內上市又沒有利潤支撐)，另外一方面，其時大部分國有媒體遠不像今天這般經濟上的困窘。通俗地講，就是不差錢。
然后，有人恰恰忘記了，資本融入后的互聯網公司，是可以做員工持股的。員工持股之下，打了雞血般地瘋狂奮斗的力量，是絕不容小覷的。
這哪里是什么制度寬松、政策紅利。
五
制度上，其實有關規定，還是給新浪這種公司造成了一點麻煩的。
中國在1993年時頒布的電信法規，禁止外國投資者介入電信運營和電信增值服務，網絡信息服務這類增值服務，屬于信息產業部的政策性指導意見中外國投資者不能進入的領域。
新浪搜狐網易都是網絡信息服務商，為了既能在海外上市，又能躲開有關管理規定，新浪率先發明/使用了“VIE模式”。簡單來說，就是國內公司拿資質，海外公司去上市。國內公司與海外公司之間是協議關系。
VIE模式后來成了大部分互聯網公司登陸海外證券市場的通用模式。
2000年下半年的時候，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有五部法規出臺。其中有三部法規，直接影響到互聯網媒體公司：9月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11月的《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和《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
類似要獲取登載新聞業務資格的網絡媒體，都必須是內資公司，而這些公司紛紛海外上市，采用的都是VIE模式。
VIE模式并不是什么制度寬松、政策紅利，純屬江湖自發草創。時至今日，依然屬于帶有灰色地帶性質的“公開的秘密”。之所以有關部門沒有明示VIE非法，主要還是對吸引外資這件更大要事的考量。
前文提到的這三項管理規定，影響深遠。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其實就是對ICP和ISP的規定，無論是ICP備案制度還是許可證制度，都依據于此。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辦法，看似針對BBS這種應用，其實后來所有的有UGC(用戶貢獻內容)性質的服務，比如微博、SNS、乃至微信，都用這個辦法比照管理。而新聞業務，更是這次對商業門戶原創欄目取消的依據。也是張濤甫教授行文的一個事件由頭。
六
2000年的時候，根據CNNIC官方統計，中國網民規模為890萬，互聯網只是剛剛開始(雖然94年我們就連通國際互聯網了)，可以說依然是一個蠻荒之地，市場遠遠未能形成。
新浪搜狐網易雖然已經上市，但依然在盈利問題上苦苦掙扎。新浪在資本壓力下炒掉了創始人，搜狐股價長期在1元以下徘徊以至于總市值竟然低于其現金保有量，網易甚至爆出所謂假帳丑聞，后拋出CFO頂缸了事。
真正推動他們盈利的，是中移動的夢網計劃，也就是大名鼎鼎后來又被廣為詬病的“SP業務”。到了2003年，移動夢網中僅短信業務一項即為中國移動及參與計劃的400余家SP創造了超過百億元的收入。
財報顯示，新浪搜狐2003年所謂無線增值業務(就是SP短信)占整個收入的5成以上，網易也達到了4成多。
但這一份雪中送炭，不是什么網絡媒體的制度寬松、政策紅利。媒體一脈的管理部門，無論是黨這條線的中宣部，還是行政線的國務院新聞辦，對SP業務，管理甚少，也沒什么由頭去管理這個領域。
一直到要到2005年，中國網民才算過億。中國網絡滲透率達到10%(占總人口的10%)的時間是：2007年1月，CNNIC宣布中國有1.37億網民。
到了這個時候，中國互聯網上的各種法律法規，已經層出不窮了。
七
總體來說，所謂意識到互聯網這個先進生產力的，大抵都是業務層面的人才，不是什么管理高當局。這些人才，有身處江湖互聯網公司的，也有供職于體制內媒體的。不過這種意識，也是模模糊糊的意識，并不是說非常清晰地了解到互聯網到底會如何如何。
互聯網早期的發展，要說有人能高瞻遠矚，做頂層設計，有意如何如何，未免高看了人的智慧。坦率地講，的確會有人認識到趨勢性的問題，但要在政策制定這種帶有操作性的細節問題尤其是中國這種喜歡用門檻管理的國家上故意搞點政策紅利，不免有些今人的夸大。
2000年后，尤其是網民過億后，從制度設計角度看，中國對互聯網管理，其實文本上一直是從嚴要求的。至于有法可依下一步的違法必究還是不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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