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

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經濟社會帶來較大沖擊，也加速了金融業的數字化轉型，這其中既包含順應趨勢的變革，也有過渡期不成熟的嘗試。疫情結束后，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金融科技將迎來更多創新空間。本文認為，在促進我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與發展的過程中，監管部門應積極構建支持金融科技與數字化轉型的監管協調機制，金融機構應根據自身的定位和目標制定差異化發展策略，構建有效的激勵與相容的機制，從而避免內部競爭造成的阻礙。

壹

金融科技變革已是大勢所趨

從金融電子化、金融信息化、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到金融數字化的變革歷程看，其本質是通過金融業的“基因優化”全面改善金融服務的能力和效率。

從供給側看，技術快速迭代、市場競爭加劇、監管思路轉變，共同推動了金融數字化進程；而從需求側看，當數字化引起產業與分工模式、企業與消費者偏好發生重大變化時，與之相應的金融服務也必然因需求而變。客觀來看，技術演進深刻地改變著金融運行的模式，整個現代金融業歷程就是一部科技發展史。

20世紀60年代半導體、微處理器的發展，伴隨著電子數據替代人工記賬，信用卡產業逐漸開始騰飛；70年代的中央處理機，帶來系統批量處理和整夜連續運作，促使SWIFT等金融通信服務快速發展；80年代的終端機、個人電腦，推動銀行業務遠程化和自動化，進而ATM機不斷普及；90年代的局域網、因特網，先是開啟數據中心、公司內網時代，進而實現數據全球共享、推動跨國機構發展；21世紀初智能設備的快速發展，創建了手機數據及客戶互動的新載體，推動了數字銀行變革；近10年來的移動設備普及，促使移動支付、移動銀行隨之而來；最近幾年，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快速迭代，金融產品與服務創新日益復雜，二者疊加迸發出巨大生命力。

由此看，當前金融數字化轉型正面臨重要歷史轉折點，我們既要避免重蹈互聯網金融發展的覆轍，又需直面機遇和挑戰，在2019年央行“金融科技三年規劃”的引領下，推動金融科技創新健康、持續地發展。

貳

“抗疫”驅動金融科技創新探索

進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經濟社會帶來較大沖擊，也對開放金融的服務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綜合來看，未來經濟金融體系或許呈現幾方面的變革趨勢。

一是在疫情之下，我國從經濟、社會、金融層面，更加重視數據信息的優化、標準化；運用大數據方法解決信息不對稱，為數字化時代奠定重要的生產要素積累。二是疫情的壓力給客戶端帶來了新的沖擊與影響，催生了一批積極擁抱數字經濟的新客戶，值得我們未來繼續關注。三是金融業機構在疫情壓力下，更加重視數字化轉型，將進一步擁抱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推動產品與服務的線上化、移動化、智能化。四是科技助力金融更好地服務受疫情影響的實體企業，在特殊環境下經受了實戰考驗。五是從經濟社會層面來說，新技術難以“單兵突進”，離不開制度規則、文化倫理等方面。

進一步聚焦金融業在“抗疫”過程中的數字化探索，可以看到既有順應長期趨勢的變革，也有過渡期的不成熟嘗試，還有需理性看待、避免夸大的地方。

一是“抗疫”促使非接觸、零接觸的金融服務受到高度重視，尤其對金融機構供給和客戶需求兩端帶來深遠影響。在疫情影響下，原有對線上服務偏好較低的客戶，如個人客戶的中老年、部分高凈值人群，以及眾多企業客戶，都對數字化、非接觸金融服務變得更加適應。

二是針對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服務能力有所提升。據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數字信貸發展水平每增長1%，疫情對經營的沖擊將減少2.57%。隨著越來越多的銀行突破技術瓶頸，發展數字信貸，疫情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力有望降低。當然需要注意的是，中小微企業所面臨的困境并非僅靠融資能夠解決，金融科技在其中也“獨木難支”，更需多方著力和政策配合。

三是加強了金融服務供給的多渠道、多視角協同。過去金融機構紛紛著眼金融科技，但大量是“跑馬圈地”和低效布局，不同部門、渠道缺乏協同。而在疫情的壓力下，面向客戶的多元服務的協同能力也遭受了考驗，促使金融機構真正實現轉變。

四是更重視B端的金融業務，尤其是基于供應鏈、貿易鏈、產業鏈的產融結合式創新。多數金融機構都努力運用大數據和新技術來緩解原有“短板”,并且積極進行平臺模式的合作，尋找B端好場景。當然，也有一些“新瓶裝舊酒”的現象，以供應鏈金融為例，有許多難點并非僅靠數字化、線上化就能解決。

五是全新的風控壓力。對許多線上業務與金融科技積累較少的銀行來說，面臨的風險更加復雜。而當金融機構試圖服務那些數字化程度較低的傳統行業時，金融科技也變得“束手束腳”。

六是金融機構自身的數字化能力提升。數字化轉型不是簡單地開發線上產品，而是對金融機構戰略管理、經營文化的全面革新，以及內部治理、組織架構、人才能力的再造。

七是非融資性服務加快擁抱新技術，包括B端支付服務、風險管理、投資與財富管理等。

叁

監管與機制著眼長遠

在“抗疫”過程中，監管部門也有一系列重要舉措，有效提升了“非接觸式金融服務”的動力與能力，從而更好地應對短期與中長期挑戰。

例如，2月1日央行等五部委發布《關于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要求確保全國范圍內支付清算通暢運行，加大電子支付服務保障力度；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非銀行支付機構在疫情防控期間，采用遠程視頻、電話等方式辦理商戶準入審核和日常巡檢，通過交易監測強化風險防控。

再如，《中國銀保監會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務的通知》要求各銀行保險機構要積極推廣線上業務，強化網絡銀行、手機銀行、小程序等電子渠道服務管理和保障，優化豐富“非接觸式服務”渠道，提供安全便捷的“在家”金融服務。在政策支持和現實壓力下，據中國銀行業協會統計，最近一段時間，各銀行機構線上業務的服務替代率平均水平達到96%。

在實踐中，政策支持力度進一步加大。銀行可在有效防控風險、準確識別客戶身份和開戶意愿的前提下，探索綜合運用遠程視頻、人臉識別、電子證照、企業信息聯網核查和大數據分析等安全有效方式，通過電子渠道為單位辦理開戶、變更等賬戶業務。但疫情結束后，銀行仍需及時聯系客戶補齊相關手續。由此來看，雖然許多政策屬于短期措施，但卻為機構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壓力測試”和實驗場景。

疫情結束后，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相信金融科技將迎來更多創新空間。可以預計，在長期趨勢與短期疫情的影響下，開放式金融、金融數字化、金融科技等將成為金融行業未來幾年改革與發展的“主題詞”。

當然，從長遠來看，疫情只是推動金融科技演進的“催化劑”之一，在促進我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與發展的過程中，還面臨許多難點，需要通過機制、理念優化來有效應對。

一是如何構建支持金融科技與數字化轉型的監管協調機制。如當前熱議的“開放銀行”，核心在于把銀行的核心能力與數字化時代的開放協作有效結合，代表了數字化轉型的高級階段。但是其在實踐中能否成功，關鍵還是在于自上而下的監管規則能否適應和支持，更取決于不同監管部門的協調配合。

二是如何實施差異化的金融科技發展策略。機構數字化轉型雖然是大勢所趨，但并不能作為金融業的普遍運動，尤其在我國，金融機構所處區域、自身特征、主要優勢與短板千差萬別，大機構、中等機構、小機構的發展路徑也各不相同，因此，不同機構需要清醒認識自己在數字化大潮中的定位和目標，有時反而需要降低預期，先轉變理念、做好管理、鞏固既有業務優勢。

三是如何確定機構內部持續推動的動力機制。長期以來，在走向信息化、數字化的轉型中，機構內部始終面臨不同部門、不同組織之間的競爭關系，有時能夠提高最終競爭效率，有時則成為改革與發展的阻礙。向開放金融轉型不能只靠目標和理想，還需要真正從內部構建有效的激勵與相容的機制。

四是如何避免金融科技和數字化被濫用。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凡是被濫用的改革與創新，最終效果往往會南轅北轍。開放金融轉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但是也并不能“包治百病”，更需要理性看待和把握。同時，也不應該把現有金融機構遇到的問題、改革的選擇，都套到數字化轉型身上。

新聞標題：金融科技將迎來更大創新空間
標題來源：http://m.newbst.com/news48/1031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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